人民币升值、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碳减排/碳关税所带来的新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国制造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惑。事实上，随着“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附加值不高，贸易利益分配失衡，也使得“高增长、低附加”的“中国制造”发展空间越来越窄。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旧有发展模式，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新的突破是决定“中国制造”未来走向的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制造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约15%，高于全部工业与GDP年均增幅。“中国制造”庞大的生产能力，使其每产生10%的增长，就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居全球之首，制造业比重增速远远超过美国。
　　制造业中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年上升。以加工贸易为例，上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通过各种贸易方式进口必要的设备，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因此我国加工贸易开始出现顺差。加工贸易进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我国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反映出我国单位出口商品交换能力的减弱,出口的每单位商品获得的贸易收益贸易附加价值却在下降。

　　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是靠出口数量急剧扩张带来的，而且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从而使得我国具有了虚幻“贸易顺差”。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贸易分配中处于失衡状态，造成了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今天的60%。

　　中国制造业遭受重大挑战

　　中国制造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以低工资报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上原材料的全线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压力，中国制造业已经举步维艰。而在汇率和贸易争端中，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外部环境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首先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全面压力。去年以来在全球“东升西降、南热北冷”的格局下，人民币全年已经累计升值3.01%。统计显示，2005年汇改以来至2010年11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为23.97%，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14.00%，而人民币全面升值必将对中国制造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约为3%—5%。根据2010年上半年对沿海地区制造业所做的压力测试，若人民币升值3%，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也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冲击和发展困境。

　　第二大压力来自于“人口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依靠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低端制造创造了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劳动力投入和出口拉动，没有形成技术、生产率和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的特征，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的条件下，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这一切很可能因劳动力价格的重估而发生重大改变。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红利”总量将步入下降通道，预计2030年或将下降到67.32%，因此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低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将逐步变成历史。

　　这样一来“涨工资”就是会通过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对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制造业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无法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企业必须实现转型升级，形成企业“向上竞争”的机制。

　　不过，最大的压力很可能来自于全球结构调整以及未来碳关税所导致的外部冲击。当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竞争和利益格局调整的主战场，中国必须加快制造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中国很多“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的制造业企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事实上，随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单。许多发达国家将高排放量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碳转移的最大阵地。有关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

　　债务缠身使得明年欧美发达国家的日子仍不好过，在这种情形下，欧美国家一意孤行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很大。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汇率问题、碳减排配额及其分配问题等都会高度与碳关税的征收高度联系起来。中国低端制造和贸易结构必须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低碳型产业、服务业；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和综合利用效率，摆脱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留给中国制造转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